经济周期现象与经济稳步的增长过程之间，既存在着紧密关联的联系，相互施加重要的影响，又分别由不完全一样的因素所决定。因此，认识中国经济需要把短期和长期视角结合应用，才能对经济发展阶段和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思路和政策措施。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而且人口红利也开始迅速消失，最终都会表现为供给方面的潜在产出能力降低。若无法从长期方面认识到这一点，对短期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判断也必然失误。如果以为增长减速是周期性因素造成，从需求角度采取刺激上涨的速度的政策，必然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从国际经验看，这样的政策失误往往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许多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衷于把经济发展划分成不同的阶段。按照这种理论传统的逻辑，对于先行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路径及其规律，后来国家往往要亦步亦趋。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才具有了比较研究的意义。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最著名的莫过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五阶段说，即一个国家从贫困到富裕，要分别经历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等五个发展阶段。

  然而，除去这种发展阶段划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见仁见智，遭遇到激烈争论之外，随着发展经济学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的逐渐退隐山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应占据主流地位，经济发展不再被划分为阶段，似乎自始至终只有一种类型，即所谓的新古典增长。根据索洛的分析，在这种增长中，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持续投入会遇到报酬递减的困扰，因此，长期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唯一源泉只能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

  其实，这样一种解释并不能为经济学家所满意，因为谁都不能否认，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在人类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最为悠久，而这种以贫困和饥馑的周而复始为特征的均衡陷阱，与索洛式的新古典经济稳步的增长，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因此，终究要有经济学家出来承认，在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状态之前，的确存在着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均衡状态，并且尝试用统一的理论框架对两者进行分析。

  作出这个贡献，即在主流的经济分析中承认马尔萨斯阶段，并且事实上再次回归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是普雷斯科特及其合作者 。不仅如此，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另一位合作者的文章中，进一步承认，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从“马尔萨斯”到“索洛”的过渡阶段，而这个过渡的关键是如何消除约束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

  不需花费很大的力气，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在“马尔萨斯”到“索洛”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应该被叫做“刘易斯”阶段。我们自然知道，此阶段也被称作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是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被现代部门的增长以不变的生存工资所吸纳，直至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的崭新现象之时，即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一般认为，包括增长理论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产权应该属于西方经济学家。然而，在西方经济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马尔萨斯时代向索洛时代的过渡，缓慢得如同蜗牛爬行，人口转变过程也不能显示具有阶段性意义的变化，以致人们很难清晰地看到其间存在的刘易斯时代。因此，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往往被西方经济学所忽略，刘易斯的正确观察被认为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甚至当后来主流经济学圈子内的有识之士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时，仍不愿意直截了当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表达。

  例如，前面提到的普雷斯科特及其合作者，就没有给观察到的这个过渡阶段命名，而只是点到为止。而根据东亚经验作出更深入观察的青木昌彦，也拒绝将之称作刘易斯阶段，而是称之为库兹涅茨阶段。显然，他不愿意强调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更乐于把关注点放在经济结构变化上面 。

  然而，任何经济学家，一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观察者，则无法否认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存在。因为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无时无刻不是伴随着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中国经济实现的高速度，正是因为通过解除制度障碍，把这种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要素凝结到劳动密集型产品之中，进而通过参与全球化分工，将其转化为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不仅如此，不懂得刘易斯的理论及其描述的发展状态，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就只能是浅尝辄止的。因为不仅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转移，影响经济发展的长期与短期过程，赋予其中国特色，而且这个剩余劳动力的式微乃至最终消失，导致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未来格局。

  与此并行且紧密关联的一个重要的中国现象，则是迅速的人口转变，表现为人口机会窗口的不断开启，及其随后的逐渐关闭。在争论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时，那些持否定观点的研究者，即使看到了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现象，仍然不愿意承认转折点的到来，因为对他们来说，最难说服自己的是何以中国的这个转折点来得如此之早。

  确实如此，中国人口转变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以致人们总结出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即“未富先老”。所以，破除人们的思维定式，在理论上需要把人口转变纳入到刘易斯理论框架之中，即构建一个扩展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在经验上则是需要把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中获得的人口红利，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刘易斯本人很可能没注意到他那个时代已然浮现的人口转变理论，但是，他仍然把人口转变处在“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二元经济的隐含前提。从此出发，对于刘易斯来说，剩下的就只是现代部门的扩大及其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而无需考虑人口转变的下一个阶段——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而一旦我们把经济稳步的增长吸纳剩余劳动力和人口转变减少劳动力供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中国在经济稳步的增长和人口转变两个方面的超常表现，导致刘易斯转折点的快速到来，则是全部符合逻辑并能期待的。

  如图5-1所显示，中国的生育率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迅速下降，随后在8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则与改革开放启动的二元经济发展一路同行。到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降到了2.1的更替水平之下。本世纪以来，生育率基本稳定在1.4的水平上。长期的低生育水平，无疑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资料来源：1998年以前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数据库计算，1998年以后根据历次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至此，我们根据已知的理论框架能够正常的看到，至少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大规模减贫的成就，中国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到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实现了前所未有、令世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而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的到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目前面临的根本性变化，本质上则是从二元经济发展向新古典增长的转变。

  能否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正确的阶段性判断，能否认识到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本质，关系到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奇迹能否最终成功。如果缺乏能够把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理论框架，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既往经验可资参照的转变，很有可能会得出似是而非的判断，及至产生张冠李戴的政策结论。而遗憾的是，这恰恰正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界的现状。

  在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定位时，一个常用的分析方法就是，把中国与某个经历过类似发展过程，如今已确定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国家作比较。然而，把当前的中国与参照国家的哪个发展时期作比较，却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选择。固然，根据研究者意欲得到怎样的借鉴结论，自然可以相对主观地选取不同的发展时期作为参照点。

  例如，中国与其他几个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似乎可以预示在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阶段之后，作为后起国家的中国还有多大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可能性，或者影射中国未来可能走哪个国家的成功道路或失败覆辙。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如果对比较的时间点选择不当，也有一定的可能造成误解和误导。所以，我们该避免主观随意，尽可能依据事物的内在逻辑进行经济发展的比较。

  把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就是一个十分有意义，但要格外小心的研究课题。像中国一样，日本曾经被是看作是一个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奇迹创造者，其发展路径也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包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国家都受益于人口转变创造的人口红利，政府都发挥了较突出和更直接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以及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有些研究倾向于把当前的中国发展阶段与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的日本作比较。其意义在于，这一段时期的日本经济，就诸如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来说，与中国具有较大的可比性。然而，这个比较却会损失掉两个最具有比较意义的信息。

  第一，把中国与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比较，人均收入水平更接近，无疑能得出结论，根据日本的经验，中国仍有20年甚至更久的高速增长时期。这个结论固然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推理却不能回答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与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相比，更多的国家恰恰是在仍有增长可能性的阶段上开始停滞，乃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找出决定能否持续增长的根源，比仅仅指出保持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对中国来说更具有针对性。

  第二，虽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在1960年到达其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但是，以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发生。而就这两个转折点的时间间隔来说，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即在2004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仅仅花了短短数年时间，即在2013年中断了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如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选取15-59岁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线年到达峰值之后，慢慢的开始了显著的下降过程。

  可见，把2010年的中国与1990年的日本作比较，更加切中两个经济体面临挑战的共同点，符合比较研究的初衷。正是在1990年，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经济稳步的增长从此陷入长达20余年的停滞。例如，在1990-2010年期间，日本GD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85%。观察当时日本遇到了哪些与今天的中国相似的变化，及其与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由此能够引申出有益的政策涵义。

  在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中，由于劳动力供给是近乎无限的，受工业化积累能力制约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所需劳动力，可以以不变的生存工资水平得到满足。由此，这一段时期的工业化，始终伴随着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就这一过程来说，中国与日本在几个维度有较大的不同。

  首先，中国劳动力流动始终面临着更大的制度障碍。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的严格禁锢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被耽误了几十年；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逐步扩大的同时，也仍然继续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因此，劳动力转移是不彻底的，迄今依然属于一种“有来有去”模式，转移劳动力及其家庭未能成为永久的城市住户。

  其次，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同时处于迅速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发生速度大大快于以往其他几个国家所经历的，因而也形成独特的“未富先老”特征。因此，与日本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之间有长达30年间隔不同，中国在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之后，便迅速地迎来其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在争论中国是否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时，鉴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长期特点，其变化也反映在一定的时间区段内，因此，有人建议用“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概念代替刘易斯转折点 。鉴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个建议无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在构建这样一个有助于认识问题的“区间”时，也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防止将其无限延伸，以致失去“转折”本来所具有的含义和内在规定性；第二是需要保证其构造具有经验上可观察的性质，以便进行实际的比较和判断。

  如果按照二元经济理论本身的概念，在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到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的商业化点，其间的过程可当作刘易斯转折区间。然而，主要由于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这个条件在经验上难以把握的性质，我们大家都认为，根据东亚经济体的经验，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是一个更容易观察，也更有政策涵义的转折区间。从中国的经验看，上述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均已出现，把两者的间隔作为刘易斯转折区间，更能显示其应有的政策涵义。

  图5-2显示的，就是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迅速增长到减速增长，及至零增长，进而负增长的完整过程。正常的情况下，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这个变化，同时还发生着一个人口抚养比从迅速下降到减速，到达最低点之后转而升高的过程。所以，这里以劳动年龄人口变化作为这两个过程的代表。如图所示，我们主观地把2004年标注为刘易斯转折点，把2010年标注为人口红利消失点，两者之间的年份则是刘易斯转折区间。说这种划分是主观的也并不尽然准确，其实，它是理论与经验结合的产物。

  资料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2）《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发展出版社。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当对劳动力的需求上涨的速度快于劳动力供给上涨的速度，以致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变工资现象不再存在时，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就到来了。2004年，以出现民工荒以及随后持续的工资上涨为经验证据，中国达到其刘易斯转折点。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随后就开始了负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触及谷底后开始提高，意味着人口红利正式告罄。由于未富先老的特点影响，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极其短暂，仅仅经历了6年的时间。

  如果用同样的概念框架观察日本经济，其刘易斯转折区间无疑落在1960-1990年。这期间，日本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快速地增长，而一经跨过这一段时间点，日本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毫无惯性地戛然而止。

  表面看，日本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泡沫破灭之后至今未能得以复苏。但是，若无法找到其他更根本性的因素，很难令人信服，泡沫破灭会导致长达20余年的经济停滞。因此，我们该撇开泡沫破灭这个直接催化剂，看看在那个特别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究竟是啥东西使得一个快速地增长的经济停顿下来，及至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中了解中国可以汲取怎样的教训。

  日本的人口红利一经消失，就如同所有发达国家一样，成为一个典型的新古典经济，这时，能够支撑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唯一源泉，则是与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否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保持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匹敌，是日本经济能否实现适宜上涨的速度的关键，取决于体制活力、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等一系列因素。

  在这些方面，日本的确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障碍。例如，对没有生命力的企业的保护，阻碍了资源重新配置；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人为抑制，延迟了人力资本与新发展阶段的适应性。特别是，面对不可避免降低的潜在增长率，政府着眼于以产业政策带动投资，把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化、常态化，试图以需求拉动的方式提高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结果更是南辕北辙。

  随着在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相应降到谷底，中国面临着与日本当年类似的发展阶段转折，以人口红利消失或刘易斯转折区间的结束，从而潜在增长率下降为主要标志。

  首先，劳动力短缺及其导致的工资上涨，会显著地并越来越严重地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二元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长期停滞在生存水平上，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便意味着因普通劳动者短缺而形成的工资持续上涨。

  这个趋势已经被中国经济的研究者普遍观察到。图5-3近乎完美地显示了，2004年之前农民工的工资在生存水平上徘徊，以及此后以加快的速度提高的完整动态。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所具有的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理论上是不证自明的，实际中也为人们所广泛地观察到。既然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靠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个与人口有关的因素，人口红利的消失无疑将产生抑制经济上涨的速度的效果。

  资料来源：卢锋《就业扩张与工资增长（2001-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11年。原文数据截止期为2010年，本书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将本图更新至2012年

  其次，面对工资持续上涨的情况，如果仅仅尝试通过增加投资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则很快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对于解决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问题，许多观察者都会认为出路在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实际生活中这也常常因错误的政策而成为现实。由于面对增长速度减慢，政府倾向于采取产业政策刺激增长，包括对新兴产业的鼓励和补贴，结果是扭曲了资本要素的价格，不仅直接助长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快发展，而且诱致企业利用廉价资本以机器替代劳动力。然而，新古典增长的特征就在于，在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必然会发生，而没有生产率进步的增长速度终究不能持续。

  最后，随着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出速度下降，也会降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更加艰难。尽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仍然存在，但是，现行的体制制约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国有企业的垄断，妨碍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所有制、部门、地区及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都使得进一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难度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发生政策误导，仅发展阶段变化本身，就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较低的潜在产出能力上增长。潜在增长率是在资本和劳动都得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在一定生产要素的供给制约下，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限度内，可以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率。

  通常，经济学家通过估算潜在GDP增长率，来观察这种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主要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之后开始负增长，在作出必要假设之后，我们估算的结果是，中国的潜增长率，将从“十一五”时期的平均10.5％，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2%和“十三五”时期的6.1% 。

  从学科构架上看，宏观经济学本来包括近期视角即周期理论，以及远期视角即增长理论。但是，在实际研究中两者并未内在地统一起来，表现为经济学家把自己的研究，要么局限于宏观经济学（狭义地指周期研究），要么局限于经济增长理论，以致画地为牢、偏于一隅。在判断经济发展阶段、认识经济形势，以便确定宏观经济政策和选择发展战略时，这种倾向常常导致经济学分析的捉襟见肘。

  宏观经济虽然也会遇到短期的供给冲击，如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对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影响，总体而言，供给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是长期稳定的；而需求因素固然也有其长期趋势，但更经常表现出短期波动的特点。在准确作出经济发展阶段判断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将发展阶段变化所显示的长期供给因素特点，与短期宏观经济中的需求因素相结合，才能作出经济形势的正确评估，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调控方向、目标和信号的决策。

  只有长期和短期相结合的视角，才可以在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时，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和实践上的透彻性，得出正确的结论，作出有针对性的政策选择。把两者密切结合，不仅有助于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也是形成正确政策措施的前提。长期供给因素和短期需求因素，以不同的组合形式构成四种宏观经济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强供给与强需求组合，即较高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强需求水平之间形成匹配。一般来说，这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供给比较充分，生产率有显著的提升空间，并且没有明显报酬递减现象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可见，这是一种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赶超现象。在比较纯粹的这种情形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种情形是强供给与弱需求组合，即较高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弱需求水平形成不匹配局面。最典型的此类情形，是在快速地增长过程中遭遇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周期性需求冲击使增长速度不能达到潜在产出水平。通常，这种组合导致较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冲击，造成周期性失业现象。

  第三种情形是弱供给与弱需求组合，即较低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弱需求水平形成匹配状态。通常，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即将结束之时，传统增长源泉式微，同时尚未挖掘出新的增长源泉的情形，也是新古典增长的常态。

  第四种情形是弱供给与强需求组合，即较低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强需求水平形成不匹配。这种情况实际上只可能在施加了人为的政策干预情况下才发生，即通过扭曲的政策手段拉动投资或扩大出口。在潜在产出能力降低的情况下，如果人为刺激起旺盛的需求因素，则会导致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很容易产生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甚至泡沫经济等恶果。

  实际上，上述按照长期供给因素与短期需求因素特点组合成的理论情形，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宏观经济形势具有直接的对应性。借助这种理论抽象，我们既可以理解过去，也可以认识现在，还可以预见未来。

  首先，第一种情形是2010年前，即刘易斯转折完成之前中国经济的常态。在那个时期，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供给因素有利于经济稳步的增长，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例如，我们所做的估计显示，1978-1995年期间潜在增长率平均为10.3%；1995-2009年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平均为9.8%。

  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投资高速增长和出口大幅度增加，提供了与之适应的需求因素。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在高增长位势上形成了宏观经济的平衡。以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差表现的增长率缺口，虽然年度之间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总体来说波动并不大，并且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图5-4）。

  其次，第二种情形是在第一种情形的大趋势中，遭遇严峻内部或外部冲击时的状态。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宏观经济低迷和亚洲金融危机相继造成严重的需求委靡、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进而大规模失业现象。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借助国外需求，经济上涨的速度才反弹到潜在产出水平，宏观经济回归到情形一的常态。此外，1988-1989年应对通货膨胀以及随后的治理整顿，以及2008-2009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都曾经使实际增长率掉到潜在产出能力之下。

  再次，2012年是第三种情形的典型年份。从2011年进入“十二五”期间开始，中国潜在增长率较前大幅度降低，根据我们的估算，2012年潜在增长率从上一年的8.1%降至7.5%。在这种情况下，恰遇外需水平明显下降，不意之中却成就了需求与供给的匹配。所以，实际增长率由于没有明显超过潜在增长率，因此未造成通货膨胀，也由于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因此没有遭遇就业冲击，经济增长的平衡性反而得到增强。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主要风险是出现第四种情形。无论是在经济学家中间还是在实践者中间，都存在着一种误解，以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需求。因此，每逢经济上涨的速度遇到障碍，最常见的对策都指向采取某种手段扩大内外需求。其实，对中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从短缺经济进入到过剩经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但是，一旦经济发展越过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人口红利消失，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是潜在产出能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会是需求因素。

  事实上，2012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为4.04个百分点、3.93个百分点和-0.17个百分点。而从2001-2011年期间的平均水平看，大体上三者的贡献率分别为4.5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和0.56个百分点。即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外需贡献为零，投资需求减半，消费需求保持不变，需求因素也足以支撑潜在增长率的要求。

  结合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近期形势，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短期的宏观经济需求因素，而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换句话说，希冀通过刺激需求而超越潜在增长率，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正确的政策选项，则是提高潜在增长率本身。

  但是，在理论上坚持认为是需求不足导致增长乏力，在实践中坚持实施以刺激需求为目标的各种政策手段，很容易成为经常性的现实，终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回到日本的教训上来。

  长期以来，日本各界普遍认为这个国家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外需，而国内消费需求始终是疲软乏力的。因此，一旦日本在1960年越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继而在高收入阶段的1990年丧失了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足以支撑其新古典时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则利用包括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产业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扩大内需。如今，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特征的所谓“安倍经济学”，不啻这一政策传统的继续。

  上述从理论到政策之间的逻辑，其实大错特错了。首先，有力的研究证据表明，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消费需求是不容忽视的增长拉动力，而杰出的出口表现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其次，也有研究表明，日本1990年后的经济停滞，是其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直接结果 。正因为前述理论和政策误导，开出了不对症的政策药方，过去20余年日本经济饱尝了恶果：先后经历了泡沫经济及其破灭、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横行，及至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

  撇开金融风险不说，美国经济之所以比日本甚至欧洲这些高收入国家更加健康、繁荣和可持续，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复苏也更快，并不在于其各种版本的需求刺激，更不是国家作为投资者发挥了什么积极的作用，而是其尽其所能所获得的廉价能源、因人口红利延长所具有的廉价劳动力、相对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前往投资，通过企业和民间的努力，形成了较高的潜在增长能力。

  在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的1990年，日本已经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尽管此后“失去的20年”给日本经济造成各种问题，这个国家在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上的国际地位也明显下降，但是，总体来说，日本经济以低碳和可持续的方式继续缓慢增长，老百姓仍然享受着较高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可以说，过去20余年的日本经济是处在一个高收入陷阱之中。

  然而，由于具有未富先老特征和处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上，如果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经济不能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甚至减速的程度像日本那么严重，则无疑面临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中国在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时，遭遇了人口红利消失，从而传统经济增长源泉耗竭的转折点。虽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并不意味着必然从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从世界经济史上大量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看，这种潜在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

  例如，有经济学家用各国人均GDP为美国水平的百分比，把大于55%的国家定义为高收入国家，在20-55%之间的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在进行比较的132个国家中，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960年有32个，2008年有24个。观察这个组别的变化特点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有大约一半的可能性，经过近半个世纪仍然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那些脱离中等收入组的国家，更多的则是向下流动到低收入组，而较少毕业到高收入组 。

  如果把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用在这里的话，或许应该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各有自身的原因。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对亚太国家经济减速，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进行经验分析之后，把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面临的风险归结为制度因素，认为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面临着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不足的风险，而与亚太地区相比，拉丁美洲国家在地区一体化和贸易方面，缺陷更加明显 。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按照经济分析的逻辑，把相关的因素整合在一起，观察各自的因果关系，从中找出一些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加以借鉴以避免重复其他国家既往的错误。换句话说，虽然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困陷阱相似之处是，两者都是一种均衡陷阱，处在一种常规力量难以打破的超稳态均衡状态之中，但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即如果说贫困陷阱是一个长期马尔萨斯状态的延续，通常难以一下子找到形成这种状态的直接原因的话，中等收入陷阱常常是由于某些可见的政策失误所导致。

  因此，我们可以以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失误为经验依据，构造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因果循环关系，看一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哪些必要的步骤，哪些因素使一个国家不能逃脱这种恶性循环，以便于我们从政策上找到打破其因果链条的切入口。

  第一步，较快的经济增长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某一特定时期缓慢下来。对于一个后进国家来说，通过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在摆脱贫困陷阱向中等收入过渡的发展阶段上，往往容易实现较高的增长速度。然而，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或者以往的增长源泉消失，或者出现某种政策失误，增长速度通常经历一个骤减。

  例如，一些学者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和2005年美元计算，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常常会遭遇明显的减速，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幅度可达60% 。

  第二步，在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情况下，如果对问题性质认识有误，政策应对则往往南辕北辙，不仅难以奏效，甚至会造成人为的扭曲，增长减速则可能变成经济停滞。例如，如果减速的原因是潜在产出能力降低，而政府的政策却是着眼于在需求方面刺激增长速度的话，则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和不良结果。其中，最严重的扭曲现象莫过于政府过度使用产业政策，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最严重的政策后果则是通货膨胀、泡沫经济、产能过剩和对落后产业及企业的不当保护。至此，原本可能是正常的减速或者暂时性的减速，反而被转变为长期的低速增长甚或增长停滞。

  第三步，面对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进一步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应对，造成经济社会体制的全面扭曲。例如，在经济增长停滞，蛋糕不再能够做大的情况下，重新分配蛋糕在社会上形成普遍的寻租激励，造成腐败滋生。由于具有特权的人群往往得到更大的收入份额，以及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马太效应，收入分配状况愈益恶化，进而激化社会矛盾。这时，财力拮据的政府往往只能借助于仅有承诺却难以兑现的民粹主义政策，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伤害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机制。

  第四步，与停滞的经济增长相伴而存在的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后者竭尽全力要维护这个有利于自身的分配格局，因此，不利于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弊端积重难返。一旦进入这种体制状态，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就被利益集团所俘获，不仅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制度变迁更是举步维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体制便被固化了。

  相应地，各种生产要素不再是按照生产率最大化原则配置，而是按照既得利益最大化原则配置。一个国家一旦陷入这种境地，最坏的结果是，不仅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可能退回到低收入水平上。

  上述步骤固然存在着时序上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从逻辑起点上就阻断其恶性蔓延的可能性，是最有效的对策。同时，每个步骤所呈现的现象也完全可以是同时存在的，从而应对之策应该是综合配套的。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长减速乃至停滞之前，不利于可持续增长的体制弊端通常已经表现出来，而且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也常常直接伤害经济增长本身。

  因此，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是，在经济增长及至收入增长停滞的条件下，收入差距往往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如果严重性达到了某种限度且没有有效政策手段予以制止，则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凝聚力降低，继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以及减速乃至停滞的原因。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因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归根结底，人口红利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源泉，惟其被生产率进步的新源泉所替代，二元经济发展才能够转向新古典增长，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实际上，当人口红利窗口关闭之时，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大门已经在那里了，看你能否将其开启。

  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划分经济发展阶段，一个主要用意就是希望，后来者通过从先行者的经验和教训中学习，可以及早地找到坦途，少走弯路。根据所概括的落入并困扰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述几个步骤，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现实，我们应该着眼于从以下几个方面未雨绸缪。

  当前，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准确认识经济增长减速，找到真正对症的药方，并且在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中形成共识。2012年，当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初步显露出来的时候，在舆论界和理论界，充斥了误导性的说法。无论是记者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几乎异口同声地把问题归结为消费不足。具体到这一年，谈到消费不足，无异于在说，美国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乏力，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等因素，给中国的出口需求带来冲击。

  在需求因素的三套车中，外需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消费需求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大幅度提高的，所以，接下来的逻辑自然是，通过提高投资意愿扩大投资需求。在部分经济学家中，一时间形成一种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倾向。从较长期的角度，人们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超前投资于新兴起的产业等等建议。有时，人们还混淆长期结构性问题和短期周期性问题的区别，建议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这些建议不仅建立在对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宏观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之上，还有着特别的危险之处。那就是，这类建议很容易与政府所擅长的政策手段一拍即合。推进城市化的意图、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本来应该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政策组合，有其特有的含义和适用范围。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已有成熟的政策工具和实施手段，甚至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过去也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效果。然而，一旦把这些政策用来拉动投资需求，以达到超越潜在增长率的目标，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伤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可持续性。

  例如，产业政策本意是在传统比较优势消失的情况下，政府以一定的补贴形式帮助投资者和企业探寻新的比较优势，着眼点是长期的增长可持续性。但是，如果把这项政策变成短期刺激需求的手段，则政府的扶持性政策失去了限制。面对政府优惠政策乃至直接补贴，寻租行为必然滋生，投资者和企业蜂拥而入，甚至全然不顾比较优势，无论能否形成竞争力，也不管是否具有市场需求。结果必然是偏离比较优势，加大过剩产能，造成通货膨胀乃至资产泡沫。

  又如，着眼于中西部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本意是通过中央政府的扶助政策，促进经济的地区平衡发展。但是，如果将这一政策变成了刺激投资，从而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手段，则必然使作为扶持对象的地区，产业的发展背离比较优势，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均缺乏竞争力，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反而受到伤害。

  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使用也是如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正常运用范围，应该是调节短期需求波动。但是，意在以拉动需求的办法使经济上涨的速度长期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政策，倾向于把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长期化和常态化，必然帮助放大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扭曲效果。过剩的流动性还会助长投机性的泡沫经济，保护落后产能、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低生产率的部门。

  潜在增长率就其本意来说，是在资源禀赋决定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下，以及一系列其他因素决定的生产率提高能力基础上，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因此，用需求拉动的方式超越潜在增长率，就如同用行政命令、舆论造势和物质激励的手段，意图把运动员的运动成绩拉高到其运动潜能之上一样，或许一时或偶尔奏效，终究会导致运动员受伤。

  不过，面对下降的潜在增长率，我们并非束手无策，也不应该无所作为。由于经历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潜在增长率下降速度是异常急剧的，这时，结构性失业现象可能发生，政府财政收入也突感拮据，投资界也嗷嗷待哺。在政府认清形势，把紧货币笼头的情况下，非实体经济领域因资金不足，而倾向于采取非正常手段创造货币供给，造成潜在的金融风险。因此，无为而治并不是最佳政策选择。

  正如运动训练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样，决定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体制也存在着缺陷，这为我们从供给角度提高潜在增长率留出了巨大的空间。所以，当人们说到通过改革创造制度红利时，实质上就是指通过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条件，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迄今为止，市场机制尚未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高生产率的空间仍然巨大，因此，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为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带来新的源泉和动力。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逐一对各种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体制因素进行分析，找出亟待改革的领域和推进的优先序，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