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炜｜拧紧视频会议的“安全门”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网络视频会议已成为公司运营、教育学习、国际交流等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视频会议的广泛应用，相关安全风险也日益凸显。对此，国家安全机关不久前发布提示：谨防网络视频会议系统泄密隐患。当前，视频会议面临着复杂的技术安全挑战和法律风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技术漏洞与安全威胁。视频会议中的许多技术问题，如弱认证机制和未加密连接等，可能直接引发数据泄露，进而造成隐私侵犯、声誉受损等问题。二是内容管理与知识产权风险。视频会议中的内容共享将使得知识产权侵犯权利的行为更难被追踪和控制。通过屏幕共享、文件传输，乃至简单的截图或录屏功能，受版权保护的图像、音乐、视频、文本、软件以及没有经过授权的表演或展示，都可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轻易使用和传播。三是跨境数据流动与法律适用冲突。部分视频会议系统依托境外服务器，有关数据的处理、传输跨越多个国家或地区。但由于当前国际社会尚无统一的数据跨境治理规则，我国用户在使用某些海外平台时，相关行为可能受域外法规制，若权益受到侵害，则难以通过国内机制实现有效救济。视频会议的法律风险既受技术架构与应用方式的影响，也说明现行治理体系有多重不足。首先，当前法律制度主要应对的是静态行为模式与传统通信方式，未能有效覆盖高频互动、远程协同、算法驱动等新型场景。其次，各部门法律制度之间衔接不畅削弱了对视频会议有关问题的规制效果。视频会议是横跨民法、行政法、刑法与新兴的网络法、数据法等多个法律领域的复杂应用场景，并非单一法律制度可以充分规制。这些法律制度虽共同构成了数据治理的支柱，但其在具体实施和衔接上存在不畅，导致监管空白或重复。再次，视频会议跨地域的性质使其面临复杂的国际规则体系，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制度存在非常明显差异，同时互联网空间主权与管辖权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了视频会议中各类涉外行为治理的难度。最后，视频会议技术开发和应用潜藏安全风险。在平台端，一些视频会议产品以低门槛、高流畅为核心目标，弱化了用户隐私保障与权限控制，如默认公开会议ID、默认录制、未启用密码等设计，同时平台也常常借助格式合同规避核心义务；在用户端，部分视频会议参与者缺乏安全意识和风险意识，存在意外共享敏感信息、没有经过授权录制会议等行为。针对这些风险，需要将技术规范、制度保障和主体赋能结合起来，形成系统性的风险防控体系。在制度方面，一方面要推动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制度在视频会议场景中的规则融合与解释适用，另一方面要推动相关规则向技术开发、应用和平台管理标准转化，为执法、司法以及平台治理提供明确指引，从而推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法律框架与场景导向的标准体系的有效互动。在平台治理方面，视频会议的风险规制必须从事后被动应对转向事前主动防控，将各类法律风险纳入有关技术开发应用的全生命周期，在技术架构层面设置默认加密、强身份认证、会议权限控制等功能，降低系统性安全风险隐患；同时，强化平台自身的法律风险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建立清晰的同意机制、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提前规划跨境数据传输等。在国际合作方面，应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围绕数据跨境流动的合法基础、用户权利保护、平台义务边界等核心议题推动国际间的制度和机制协调。同时，要加强与主要平台所在地国家的司法协作与执法互助，推动建立跨国案件的证据通道和快速应对机制。此外，提升用户的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也至关重要。当前部分用户对视频会议涉及的隐私保护、行为边界、安全操作等认识不足，导致出现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有必要通过多渠道开展线上会议合规使用的普法宣传与专题培训，推动用户、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广泛参与规则制定与平台监督，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公众参与协同并进的多元共治格局，共同拧紧视频会议的“安全门”，让视频会议在安全的前提下充分的发挥其高效便捷的优势，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